南雄、水口战役后，红一方面军进到南雄、信丰交界的地区休整。1932年7月27日，红一方面军集结北上，8月上旬进到兴国、雩都地区。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决心集中全力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之敌第27师，并相机消灭敌军增援部队。

　　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军事训令，决心集中全力以坚决、迅速、移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之敌第二十七师，并相机消灭敌军增援部队。部署是：以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为主作战军，首先消灭盘踞乐安、宜黄之敌，进而威胁与夺取赣江与抚河流域各中心城市；以红十二军和新组建的红二十一、红二十二军以及江西军区、闽西军区的独立师，团为支作战军，配合主作战军的行动。

　　8月15日，红一方面军进到招携，东韶一线，方面车首长下达攻击乐安的作战命令。以红一军团、红三十一师、红二十二军第六十五师及总部特务营为攻城军，红三军团进至宜黄以南牌路港地区监视宜黄、崇仁之敌，策应攻城军作战；红五军团配置在乐安以南之望仙、南村附近担任总预备队。攻城作战由林彪和聂荣臻统一指挥。

　　16日5时，红三军依照既定方案袭取乐安，由于敌军依托工事顽抗，袭击未能奏效。17日3时，红三军主力夜袭东门外之敌以吸引其主力，该军第七师牵制西门之敌，保障红四军在南门方向的主攻。拂晓，红四军向南门外之敌发起攻击。至9时，将南门及东门外之敌全部击溃，攻城军各部队乘势向各城门猛扑。至12时攻克乐安城。

　　乐安战斗后，红一方面军决定乘胜直取宜黄。19日，正式下达攻取宜黄的作战命令，以红三军团在城南担任主攻；红1军团在城北担任助攻，并向崇仁方向警戒和向龙骨渡方向游击；红五军团进至炉藻、龙源、麻坑一带担任总预备队。进攻作战，由彭德怀和滕代远统一指挥。

　　19日天黑前，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军团进至宜黄城南一带。当晚，以红二师两个连先行夺取峨嵋山，因山势陡峭，工事坚固，红军8次冲锋，均为敌军火力所阻，未能得手。20日拂晓，红军发起总攻。红三军团第三师歼敌一部，占领肖家排以北高地，逼近东城。但第一师攻击北华山、第二师攻击峨嵋山受挫，总攻未能奏效。当天21时再次发起总攻。激战至23时，红一军团第三十一师从北门，红三军团第二、第一师从西门、南门，红三军团第三师从东门攻入城内。守敌一部弃城北逃，红一军团第三军第七师和第四军第十一师尾敌追击。22日，红军追击部队于龙骨渡，继歼敌一部。

　　乐安、宜黄战役，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支，机枪20余挺，迫击炮20余门，无线部，以及米面数千袋，汽油500多桶。7日内攻占4座县城。“不仅江西全部敌人被调动”，而且“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两”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安、宜黄战役后在如何应敌的战略指导问题上，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人同在前方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负责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从战场实际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行动计划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以求打开赣东局而，作为未来反“围剿”的后方。8月24日，当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敌已集中17个团于南城，周、毛、朱、王命令红军进至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地区分兵发动群众，待机打援。当方面军获悉敌军以6个师组成左右纵队，对在南城、南丰、宜黄间待机之红军实施夹击时，又决定红军主力向苏区东韶、洛口回师。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青塘一带，依托苏区之有利条件，寻机求歼来犯之敌。

　　然而，苏以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人不同意周、毛、朱、王的上述布置。在此之后，后方领导人一直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苏区的压力，给这些苏区和红军反“围剿”作战以直接援助。

　　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于发出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方面军所属部队由宁都地区北上，分兵赤化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地区，争取群众，布置战场，以粉碎即将到来的敌之大举进攻。苏区中央局对这一决定十分恼火。9月29日，复电指责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他们一方面以中央局的名义，决定前方“暂时停止行动”，一方面强调对所谓“离开了原则”的做法，“给以无情的打击”。并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10月上旬，会议在宁都召开。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王稼祥支持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作战，但未被会议接受。10月12日，中革军委通令决定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兼任。

　　从1932年，粟裕重回第四军任参谋长后，参加了东路军向闽西进军，攻占龙岩、漳州的战役，参加了南雄、水口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但由于他不是军事主官，在红一方面军统一部署指挥的军事行动中，很难有独立指挥作战的机会，但他仍在不断研究和学习战争指挥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