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1958年4月22日建成，为近代无数革命先烈而建的纪念碑，伴随着新中国走过多年的风风雨雨。

　　不仅有毛主席和周恩来的亲笔题字，还会聚了梁思成（主设计）、魏长青、吴作人、林徽因等一大批优秀文史专家、建筑家、艺术家的设计心血。

　　而因为整体是由17000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只是从开采到运输就起用了7116名工人，更别说整个过程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

　　所以可以说，除了象征意义，纪念碑的一砖一石，一字一画的创造，也承载着当时的国人对革命烈士的无限怀念，以及对国家前程的美好祝愿。

　　1949年10月1日，中国北京，万千目光齐聚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而就在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解放战争和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将在北京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随即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都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的通知。

　　在西学的影响下，当时的建筑学说百花齐放，很多建筑学家都想求新求变，因此给出都是诸如凯旋门、雕塑群、尖碑、立柱等外国样式。

　　但梁思成却觉得，既然国家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座纪念碑，并写上碑文，那就应该严格执行全国政协决议中对“碑”的定义，设计一块碑，把碑文铭刻于上。

　　其中最险的一次，是在1951年国庆时，天安门广场上忽然多了一个1:5的全新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模型。

　　而这版设计者是建筑师陈干，他将碑体放在一个有着三个门洞的红墙台座上，据说，北京市的领导人很中意这一版本。

　　他认为，从科学角度，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体形、重量绝对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块石碑，将如此重量的石碑置于三座虚空的洞门之上，安全问题堪忧，是违反建筑逻辑的操作。

　　而从设计角度，碑座三个门洞的造型，和天安门的造型完全一样，若并置在一起，不仅显得纪念碑没有新意，还会压过了天安门的气势。

　　据说，彭真最后把这份信转给了毛主席，因为毛主席认为梁思成说得在理，才最终敲定梁思成的设计方案。

　　1954年8月，陈干和弟弟高汉联合署名，在《文艺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批判关于梁思成提倡“大屋顶”的文章《〈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商榷》，从此揭开了中国建筑界批判梁思成“大屋顶”的序幕。

　　虽然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按梁思成的设计落成的，但如此大的碑体建设，显然不止是梁思成一个人的功劳。

　　就比如关于碑顶的设计，梁思成原本的意图是借鉴嵩阳书院碑、北海的琼岛春阴等传统碑额的设计，但因为梁思成中途生病，且病愈也未再过问纪念碑的事。

　　这一圈浮雕由历史学家范文澜领导的小组构思，一共包括八个题材，分别是虎门销烟、太平天国、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及解放全国（支援前线—胜利渡江—欢迎人民解放军），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中国人民100多年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实。

　　但这样势必就会出现一些当时仍然健在的领袖人物，若在之后的活动中在碑前摆放花圈，就不大合适了，因此才决定表现群体。

　　比如《武昌起义》的画家董希文，也是经典油画《开国大典》的作者，《五卅运动》的雕刻家王临乙，还是民族文化宫大型浮雕群像《民族大团结》的作者。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指是从1919年北京学生发动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国人民终于彻底推翻了旧社会期间的反帝国反封建战争；

　　“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始反抗外敌侵略期间的百年屈辱史。

　　承载的文字意义如此重大，还要经受亿万国人的目光，因此，政府对碑心石的选材要求自然也极其严苛。

　　而就在专家毫无头绪之际，一名身在山东的同事给了希望，“青岛市浮山金顶上有一块巨石很符合条件，大家快来。”

　　花岗岩，不仅硬度极高，而且耐酸碱，抗风化方面都远胜于其他石头，最关键的是，这块巨石足够巨大，绝对能采出一整块碑心石。

　　当时接洽石料开采和运输任务的是山东省联运公司青岛分公司，面对如此大的巨石，即便专业如他们也依旧无计可施。

　　直到几名从当地雇来的石工给出了一个建议：“崂山脚下有个村子叫清石峪，村子里住着一位叫李开山的老石工，被人称为石神。他爷爷曾帮国民党政府采过几次大石，请他出山，想必会有解决办法。”

　　可当李开山到了现场时，也有些震惊，因为他过去采石，用的都是插钢楔那种传统方式，但这显然不适合眼前这块巨石。

　　于是，李开山先是用炭笔在巨石上画出一块长15米、宽3米的石料大小，再沿着四条边缘线多个炮眼。

　　在众人的关注中，李开山亲自往炮眼里添装炸药，随着几声沉闷的爆炸声，巨石冒起一阵浓烟，烟落灰散后人们却发现，四个边缘只有两个边缘被炸出了裂隙，另外两边完全没有动静。

　　于是，在场的石工们一起上阵，将100把钢楔子砸进石料，但即便石工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无法撼动巨石。

　　既然人力不行，那就用工具，李开山又让人沿着石料的边缘再开两道石槽，然后放入了8个可以承重200吨的千斤顶，一番操作下，终于将石料完整地剥离出来了。

　　李开山给出了一个老办法，滚杠，也就是在路上铺设枕木，再在枕木上摆一排圆木，然后再把石料放到圆木上，只要有动力，石料就会随着圆木的滚动慢慢挪动。

　　可即便如此，石料还是太重了，于是又在运送过程中进行了两次减重，第一次减重至280吨，第二次减重为102吨。

　　1953年8月19日，石料开始由山脚出发，一路上经过村庄、山岭、桥梁及繁华的街道，终于于9月27日抵达车站。

　　四年后，五一劳动节，纪念碑终于落成，红色大幕被揭开，红旗飘扬，数万人在天安门广场热烈欢呼，无数和平鸽腾飞而过。

　　从留学博士到乡间老农，从国家领导到底层石工，虽地位不同，能力不同，但都怀着对革命烈士的尊敬和怀念奉献所有，最终才让这一不可能成为现实。

　　正因这群人，之后每年的国庆以及每个普通的日子里，无数国人才有了更具象的瞻仰寄托，是对革命烈士的追念，更是对祖国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