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在地方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新质生產力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质生產力的重要意义、重要特征、基本内涵、核心标志及其实践要求、方法论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多篇文章对发展新质生產力作出重要论述。比如，《什麼是新质生產力，如何发展新质生產力》指出，新质生產力“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标志”﹔《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强调，“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產力”﹔等等。这些重要论述，為我们加快培育新质生產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於新质生產力的重要论述，要深刻把握全要素生產率的涵义，加快培育新质生產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尽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生產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指出：“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生產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的生產能力的发展，并在生產要素的发展中具体表现出来。马克思概括了劳动过程中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三个要素归结起来，就是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即劳动者和生產资料。

　　习近平总书记关於新质生產力的重要论述，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產力理论的内涵，并结合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產力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什麼是新质生產力，如何发展新质生產力》中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產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產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產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创新性配置、產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產力。”

　　新质生產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凝聚了我们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深邃理论洞见，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生產力理论认识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劳动生產率是马克思主义生產力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新质生產力的重大理论创新首先表现為拓展和深化了生產力的内涵和外延，强调了各类生產要素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於劳动生產率的概念。这一优化组合的质变过程，集中体现為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是新质生產力核心标志的科学论断。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全要素生產率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於劳动生產率的概念，新质生產力理论拓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涵义。

　　作為一个抽象的概念，生產力是指人们在生產过程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產物质资料的能力。如何衡量生產力发展水平和质量？在经济学的发展歷程中，经济学者们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测度、可操作性的概念和指标。比如，劳动生產率就是经济学家们常用的衡量生產力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指标，但这种主要测算单要素生產率的方法由於没有考虑到资本、土地等其他生產要素的作用，常常无法全面衡量生產力的发展。

　　為了更全面地度量生產效率和生產力发展水平，全要素生產率这一全面反映生產率的指标应运而生。1942年，荷兰经济学者丁伯根提出这一概念。1954年，美国经济学者戴维斯进一步明确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内涵。1957年，美国经济学者索洛将总產出表征為资本、劳动两种生產要素与“索洛余值”共同作用的结构，并在数量上建立了关於產出增长率、要素投入增长率与全要素生產率增长率的核算方法，将其称為“索洛余值法”。关於生產率的具体测度方法比较多，但目前最為接受和可操作的衡量指标主要是通过索洛余值法计算的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就是剔除资本和劳动要素贡献之外的不可观测部分，任何影响经济增长且不可观测的因素都可归於全要素生產率。这种处理也导致全要素生產率备受争议，特别是对全要素生產率概念的理解容易存在误区。例如，有的人混淆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长与技术进步，将全要素生產率增长简单等同於技术进步，而忽视了技术进步以外的其他因素变迁对全要素生產率的影响。此外，测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数据来源不同，得到的结果也相差较远。因此，需要理性认识全要素生產率，尤其是对通过实証方法计算出的全要素生產率数字要正确解读。

　　尽管对全要素生產率的测算存在各种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全要素生產率成為宏观经济领域中研究竞争水平、经济增长与收入等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全要素生產率等同於实际產出增长与要素投入增长的差值，反映了各国家（地区）的生產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即包含技术进步在内的各种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变动往往带来的是经济增长在量上的变化，有学者称之為“汗水型增长”﹔全要素生產率的变动带来的是经济增长在质上的变化，有学者称之為“智慧型增长”。科技创新、结构升级、管理方法、资源配置方式等促进生產力发展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全要素生產率这个指标的测算中。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和经济持续发展，要素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不断降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在推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全要素生產率不能实现提升，那麼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面临严峻挑战。比如，美国、德国等较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经济体，全要素生產率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日本、韩国等之所以能够在战后通过实施一系列宏观政策成功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推动全要素生產率持续增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反，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如巴西、阿根廷等，正是由於未能实现全要素生產率持续增长，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一般来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產效率的提高，二是通过生產要素的优化组合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既吸纳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和经验，又持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全要素生產率明显跃升。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显着增强，有效激发并充分释放了各类要素的活力，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產率持续提升。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加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吸引外部资金和技术大量涌入，并逐步成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促进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长。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开始深度调整，我国经济发展也出现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多重压力，技术进步不足、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投资效率有所降低以及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带来的人口红利减弱等问题，造成全要素生產率增长逐步放缓。

　　2012年后，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根本原因在於以习近平同志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出发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幅提升技术进步速率，又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矫正资源要素配置扭曲，从而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同时要清醒认识到，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提高供给质量、破除市场壁垒、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仍存在难点和堵点，制约着我国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新质生產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创新性配置、產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这决定了其“新”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產率指标上，也决定了大力发展新质生產力要更加重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產业，只要实现了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就是在发展新质生產力。世界经济现代化的经歷啟示我们，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必须转向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加快发展新质生產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什麼是新质生產力，如何发展新质生產力》中指出：“新质生產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產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指出：“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完善与新质生產力更相适应的生產关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科技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是大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加快发展新质生產力的重要方向，必须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形成与新质生產力相适应的新型生產关系。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產力，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关键。一方面，要针对產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存在的“卡脖子”问题，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着优势，破除阻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着力提升產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发展新质生產力需要的科技创新主要是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產业化发展，以科技创新為引领，前瞻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產业、未来產业，推动传统產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壮大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战略性新兴產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產业﹔未来產业主要是由重大科学革命引发技术革命，并进而推动產业革命所形成的新產业，代表新质生產力发展方向，必须大力实施未来產业孵化和加速计划，积极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培育发展一大批独角兽企业，加速形成若干未来產业。同时，及时运用科技创新成果推动传统產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推动形成与新质生產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產关系，大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新型生產关系是在新质生產力牵引下创新形成的生產、分配、流通、消费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构建新型生產关系，需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推动形成政府引导支持、市场有效驱动、社会高效协同的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加快发展新质生產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有利於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新质生產力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消除各类生產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保証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切实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协同推进“走出去”和“引进来”，更好联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塑造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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